配资股票交易没有参加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，在军队中也没有任何职务，徐海东为什么能够被授予大将军衔？

1955年秋天，北京已经有了凉意。军委里流传着一个说法：有位大将候选人，解放战争没打上，抗美援朝也没去，在军中长期没有具体职务，却要排在大将名单的前列。有干部小声嘀咕：“这是不是高了点？”一位老同志摇摇头，只丢下一句：“等你把鄂豫皖和陕北的帐算清，再来评高低。”

这个“账”，要从1900年夏天说起。那一年，湖北黄陂徐家桥村，一个贫苦陶匠家里生了个儿子，取名徐海东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出身寒门、做过十多年苦力的穷孩子，将来会被蒋介石骂作“文明之一大害”，又被党中央认定为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之人”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，位列第二，仅次于粟裕。

表面看，他错过了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，这在人们印象中似乎“吃亏”；但如果把镜头拉长，从大革命、土地革命战争、长征，再到抗战前后，把时间线一条条理出来，问题就变了：没有徐海东，这支军队的格局，会不会完全是另一番模样？

有意思的是，质疑最多的恰恰是那些只盯着后期战功的人。而在军队内部，了解鄂豫皖斗争和红二十五军历史的老红军，反倒很少有人对他的军衔位置说三道四。原因不复杂，关键就两句话：早期立的功，别人接不上；关键时刻的态度，别人未必顶得上。

一、从“青山大学”走出的猛将

1900年6月17日，徐海东出生在湖北黄陂徐家桥村，家里世代靠做粗陶谋生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他小时候没念过多少书，很早就扛起生活的担子，做长工，扛盐，打短工，整整干了十多年苦力。这样的经历，说好听一点叫“吃得苦中苦”，说直白点，就是穷怕了。

1925年，他接触到中国共产党思想，并在这一年加入党组织。那会儿的他，对军事完全是外行，只知道怎么扛包、怎么干活。真正接触军事，是在北伐时期参军以后。从攻打汀泗桥起，他像是被推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：硬仗多，险仗也多，不怎么会打仗的人，一边挨枪子，一边学战术。到后来，全身留下的弹孔就有十七处。

有人问他，军事是在哪儿学的。徐海东半开玩笑地说：“在‘青山大学’读的。”这个“大学”当然不是正规学校，而是大别山区那一片连绵的山岭。部队在山间转战，敌人一茬一茬围剿，他就在一次次战斗里摸索：怎样利用山地，怎样抓战机，怎样以少胜多。

时间拉到1930年前后，鄂豫皖苏区逐渐形成，这里成了红四方面军成长的摇篮。徐海东就在这样的环境里，从排、连、营一路干上去，战斗中积累经验，负伤后再上前线。他这种在战火中磨出来的指挥官，与科班出身的军校生完全不同：不讲花架子，不靠纸上推演，靠的是对地形的敏锐嗅觉和对士兵心理的把握。

不得不说，这样的背景，对他后来的“奇袭战法”“侧后穿插”和那种“以弱制强”的打法，有着很深的影响。试想一下，一个从社会最底层爬出来、又在穷山恶水里摸爬滚打多年的人，看问题的方式自然和城市军校出身的将领不一样。

二、“徐老虎”与红二十五军的孤军远征

走进徐海东，绕不开一支部队——红二十五军。正是因为有了这支部队，他的名字才真正被写进中国革命军事史的核心章节。

1932年前后，鄂豫皖苏区经历了多次“围剿”。蒋介石亲自挂帅，组织了二十多个师、三十多万人，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四次大规模“围剿”。红四方面军与之激战，终因力量悬殊，被迫在1932年10月撤离鄂豫皖，向川陕转移。但在当地，还留下了5个团加一个特务营，掩护主力突围，这就是红二十五军的源头。

这些留下来的部队，在很长时间里与主力失去联系，只能独立作战，反“围剿”、打游击、保存力量。由于战斗消耗大，环境又极其残酷，但这支队伍硬是在鄂豫皖一带熬了下来，逐步恢复元气。1933年4月，留守部队统一整编为红二十五军，军长吴焕先，副军长先后为廖荣坤、徐海东，总兵力一万三千余人。

然而，张国焘的极“左”冒险路线，要求部队在七里坪与优势国民党军决战，结果惨败，不但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提前踏上长征之路，红二十五军也遭受重大伤亡。到1934年春天，这支部队再一次从残破中爬起来，重新整编，徐海东任军长，吴焕先任政委。

那时的红二十五军，有点像一只负伤的猛虎，被迫在敌军封锁线之间穿来穿去。国民党嫡系、川军、陕军、地方军阀、土匪武装，各路势力轮番上阵，想趁机把这支孤军吃掉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徐海东做了一个关键判断：红四方面军已经无法回师鄂豫皖，留在原地只会被一点点消耗掉，必须进行战略转移。

1934年，徐海东向中央发电，汇报当前形势和困境，请求指示。中央非常重视，经过研究，决定让这支部队转移北上。周恩来派出了斗争经验丰富的程子华前往鄂豫皖，协助红二十五军完成战略转移任务。

1934年11月11日，红二十五军移至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带，进行整编。几天后，根据中央指示，这支队伍正式打出“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”的旗号，准备离开鄂豫皖，北上寻找新的出路。11月16日，他们从何家冲出发，开始了一段与其他长征部队完全不同的远征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许多长征回忆中，大家习惯提中央红军翻雪山、过草地的艰难，很少注意到红二十五军走了一条“独立成军、孤军北上”的路线：从中原腹地直插陕北，并没有说一开始就去找中央红军、红四方面军会合，而是边打边走、边走边建根据地。路线选择本身，就带有一种明显的“主动出击”味道。

就在出发前，徐海东做了一件颇具其性格特点的事：先狠狠打了周边的国民党军一顿。

队伍开拔前，东北军第107师、第120师，以及当地军阀刘镇华的两个师，闻讯赶来围堵。按照一般思路，红军在转移前多半会避其锋芒，尽量不正面硬拼，以免消耗主力。但徐海东的选择完全相反，他先集中力量猛击东北军。东北军官兵多有思乡情绪，战斗意志不强，不多久就被打崩，丢下了一百多挺机枪，仓皇撤退。刘镇华一看这阵势，更不敢轻进。

就这样，红二十五军在出发第二天就顺利突破平汉线，进入桐柏山区，走上北上的道路。简单一句话概括：别人是“打不过就走”，徐海东是“先打痛再走”。

队伍出发前，还有一段小插曲，后来影响到他的一生。为了隐蔽战略意图，部队对外称是“打远游击”，并在当地留下一批伤员和部分人员。但有七名女战士坚决不愿留下，这七人就是后来在军中被称作“七仙女”的女红军：周少兰、戴觉敏、余国清、田喜兰、曾纪兰、张桂香、曹宗楷。

负责留守工作的干部一再做思想工作，劝她们顾大局、服从组织安排。这几位姑娘却态度坚决：不离队，不掉队，“部队到哪儿，就跟到哪儿”。在一片争论声中，徐海东发话了：“这些女孩子都是经过考验的好同志，她们既然有决心，就给一个锻炼的机会又何妨？”一句话，改变了七个人的命运，也改变了他自己的家庭生活轨迹。

后来在最危急的庾家河战斗中，“七仙女”之一的周少兰，用嘴帮他吸出口腔和喉咙中的淤血，救回他一条命。两人日久生情，结成伴侣，周少兰改名“周东屏”，寓意“屏护徐海东”。这种因战火结成的家庭，在那一代红军中并不少见，却格外耐人寻味。

三、庾家河转折：从被围追到掌握主动

红二十五军北上的路并不好走。进入桐柏山后，徐海东很快发现，距离武汉太近，敌我力量对比悬殊，不适合长期立足。经过研究，他决定变更路线，向西伏牛山地区机动，寻求更有利的生存空间。

这一段行动，几乎可以作为战例教材来讲。为了甩掉紧跟不放的追兵，他先回头重创尾随的刘桂堂部，然后佯攻枣阳，迫使敌主力回防，接着趁其主力调动之机，以急行军三天三夜的速度，绕道进入伏牛山外围。刘桂堂原本是土匪出身，绰号“刘黑七”，对山地作战颇有经验。蒋介石指望他凭借这点本事阻击红二十五军，谁知徐海东根本不按常规出牌，不设伏、不死守，而是主动回身猛攻，把刘桂堂部打得措手不及。

然而，在平原地带，机械化部队优势明显，国民党军仍然抢先卡住伏牛山口。1934年11月26日，西北军名将庞炳勋率领第40军提前占位，在独树镇七里岗一带埋伏。红二十五军先遣队24团准备通过公路时，前有埋伏，后有追兵，一时间局面颇为凶险。

吴焕先很快展现了政委兼指挥员的另一面。他抽出大刀，带头冲入敌阵，与敌军近身肉搏。西北军原本以善打肉搏战出名，却没想到遇上了红军这样从上到下都敢拼命的部队，士气一下子被打散。

与此同时，徐海东率领后卫223团，本来负责阻击追兵，听到前方激战，立刻下令抛开后方敌人，全速奔赴前线。当地村民回忆，当晚在庄里就能听到七里岗方向连续不断的枪声，看见红军旗倒下，又看见另一个红军战士扛着旗子再次冲上去，一次又一次，直到冲到白土崖附近。

独树镇战斗，既体现了红二十五军上下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，也体现了徐海东灵活的指挥风格：一旦发现主战场方向出现重大变化，宁愿放弃“按部就班”的阻击任务，也要集中力量打赢决定性一仗。经过激战，红二十五军打退了庞炳勋的伏击。那之后，后面的敌人变得异常谨慎，不敢轻易再贴上来。

蒋介石对独树镇的失利极为恼火，调动号称嫡系的十九路军进驻伏牛山一带，又依靠当地豪绅别廷芳构筑防线，打算将红二十五军一举围歼。但就在他调兵遣将的时候，徐海东已经着手策划新的突破。他一方面亲自带领手枪团在当地“找房子”，制造长驻的假象；另一方面悄然寻找北上进入陕西的通道。最终在一名熟悉地形的老乡指引下，他们发现了一条秘密小路，直通豫陕交界铁锁关。

1934年12月8日拂晓，红二十五军突然出现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方向，跳出陈沛布下的封锁线，一脚跨进陕西境内。从那一刻起，这支孤军彻底摆脱了原有的包围圈。

进入陕西后的局势，表面看似轻松一些，敌军力量密度比河南小，但危险依旧存在。12月8日当天，徐海东率手枪团打响入陕第一仗，歼灭守敌24师一个营。12月10日，红二十五军占领山区小镇庾家河，并在当地召开会议，研究创建根据地的问题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当晚就迎来了一场异常惨烈的突击战。

当晚十点多，会议正在进行，山后突然传来枪声。程子华等领导人匆忙抓起枪，冲出屋子往山头跑。原来，国民党60师师长陈沛亲自率部，循着推断的路线追来，对红二十五军发动突然袭击。陈沛是黄埔一期学员，蒋介石嫡系，善于分析。伏牛山拦截失败后，他判断红二十五军必然要经核桃坪、庾家河，向龙家寨方向前进，于是走捷径抢先赶到庾家河附近，抢占有利地形。

开战之初，敌军占据了东山坳口制高点，对红二十五军形成俯瞰之势，战局一度非常危急。徐海东当机立断，命令最能打的223团向敌阵发起猛攻，拼死夺回坳口。紧接着，224团、225团分别占领坳口两侧高地，形成新的火力格局。按理说，陈沛部队队形分散，开战时只有1个团投入正面战斗，而红军这边却是3个团的集中打击，从指挥学角度看，他已经在起步阶段吃了大亏。

不过，陈沛毕竟是久经沙场的将领，很快组织其他两个团猛扑坳口，双方围绕这一地带展开反复争夺。战斗之激烈，可想而知。红二十五军此前从东北军手里缴获的百余挺机枪，在这时发挥了巨大作用，密集火力打得进攻的敌军难以招架。

这场庾家河战斗最终以红二十五军取得胜利告终，但代价极为惨重。徐海东在战斗中被一颗子弹击中面部，从眼睛下方穿入，从后颈穿出，伤势极重。鲜血堵住咽喉，他一度无法呼吸，生命悬于一线。程子华也双臂负伤，行动和指挥都受到严重影响。

就在这生死关头，周少兰做出了一个在常人看来近乎本能，又极为决绝的举动——她俯身，用嘴一点点把徐海东喉咙里的淤血吸出来，帮他恢复呼吸，拖回了生机。这件事在后来被许多老红军反复提及，不只是因为情节惊心动魄，更重要的是，它折射出的那种“不抛弃、不放弃”的战地情感，是那个时代红军内部关系的缩影。

庾家河之战，是红二十五军命运的一个分水岭。此战之后，他们迅速以庾家河、镇安为中心，建立起鄂豫陕游击根据地，范围包括佛坪、宁陕、洋县等地，不仅扩编近千名红军，还开始搭建乡政权和地方武装体系。

有研究者喜欢拿这场战斗与二战中北非阿拉曼战役相比：之前更多是被动挨打、四处机动；之后则逐步掌握战场主动权。虽然背景完全不同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：关键转折往往出现在看似最危险的节点上。

1935年初到2月，红二十五军在葛牌镇、蔡玉窑、文公岭一带连战连捷，打掉了陕军126旅主力，少将旅长柳彦彪只能带少数人仓皇突围。3月至7月，红二十五军又连续三次设伏，先后歼灭陕军三个旅，并让两名旅长被俘、一名重伤。根据地范围扩大到洛南、商县、商南、卢氏等地，整个鄂豫陕地区的革命力量迅速恢复和发展。

从这一段经历来看，红二十五军已经不再只是“逃难部队”，而是名副其实的战略先锋。他们一边打，一边撑起了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，为后续整个红军长征格局的调整，创造了条件。

四、会师陕北、雪中送炭与“大将之功”

如果说北上途中一战接一战的是“硬功夫”，那么红二十五军与中央红军的关系，则体现了另一种不容易量化的“分量”。

1935年7月15日，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，辗转来到红二十五军驻地，带来了党中央的重要文件，也带来了一个十分关键的消息——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西会师，并准备北上。到这时，红二十五军多年来和主力部队失联的局面，终于被打破。

当天晚上，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丰裕口紧急开会，决定立即率红二十五军北进，与陕北红军会师，迎接中央北上。7月16日，徐海东再次带队出征。这一次，他的任务不只是“活下去”，而是主动承担起策应中央红军的职责。

在北进过程中，红二十五军长驱直入，威胁胡宗南部后方，攻占天水等地，切断部分国民党军后勤线，在战役层面上分散了敌军对中央红军主力的压力。这些行动，在大尺度的战略布局中，起到了重要牵制作用。

最令人沉痛的一件事，是在北上途中，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。吴焕先1903年出生，是鄂豫皖苏区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，对这支部队的建设和发展贡献极大。他的牺牲，对部队打击很重，但红二十五军仍然咬紧牙关，将北上任务执行到底。

1935年9月，红二十五军正式改编，徐海东任军长，程子华任政委。9月15日，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在延川县永坪镇，与刘志丹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师。这一会师，不仅意味着远征部队的任务圆满，也标志着陕北根据地得到新的有生力量支撑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许多根据地因为“围剿”而被迫撤离时，红二十五军却在途中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，并把队伍从出发时的一万多人，发展到到达陕北时还多出八百多人。经长期征战，他们的机枪等重武器装备甚至比许多国民党嫡系部队还要充足。这在当时的红军中，是非常少见的情况。

等中央红军辗转到达陕北时，情况就截然不同了。长征途中千里奔袭，队伍经历雪山草地，减员严重，物资匮乏，更重要的是，刚扎下根来，前途方向还处在重新选择和整合阶段。那时的中央机关，在经济上极其困难，连维持基本运转都成问题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出现了那张后来为人津津乐道的小纸条。毛泽东写了张条子，让后勤部长杨至诚拿着去找徐海东，大意是向红二十五军借两千五百元钱，先渡过眼前难关。用“借”这个字，很有讲究。一方面是确实困难，另一方面也是想借这个机会看看红二十五军，尤其是徐海东，对中央到底是什么态度。

毕竟，从建制上讲，红二十五军源于鄂豫皖，隶属红四方面军系统，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张国焘此时另立“中央”，与中央红军的关系紧张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徐海东的立场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条子送出后，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人心里并非完全踏实。要说不担心，未免太理想化。如果徐海东表现出观望甚至抵触态度，对刚刚在陕北站稳脚跟的中央来说，无疑是雪上再加一层霜。

杨至诚把条子送到红二十五军驻地。徐海东看后，马上叫来自己的后勤负责人，问还有多少钱。对方回答，还有七千。徐海东沉吟不久，说了一句极为干脆的话：“给中央拿五千，我们留两千就行了。”注意，他用的是“拿”，不是“借”。这不仅是态度问题，也是一种立场宣示。

同时，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，明确表示自己和红二十五军坚决服从中央领导。这封信和这五千元，比很多战斗中的胜利更重。红军内部的“山头”观念，在那一刻得到了实质性冲击。

毛泽东收到钱和信后，非常激动。他后来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徐海东，称其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”。不仅仅是因为这五千元，更因为在那样一个复杂敏感的时刻，他毫不犹豫地站在中央一边。这种政治态度，在后来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里，显得格外珍贵。

随着部队整合，红二十五军与林彪领导的红一军团合编为一方面军的一部分，徐海东出任军团长，进入军委领导层。至此，他从贫苦农家子弟、地方武装指挥员，成长为全军战略层面的重要将领。

抗日战争期间，徐海东先后担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等职务，参与和指挥多次抗战作战。但在抗战后期，他因长期征战落下的旧伤和疾病加重，身体每况愈下，已经难以再在前线指挥作战，新中国成立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后方养病。这也是他后来错过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的直接原因。

毛泽东得知他的身体情况后，曾发电慰问，在电文结尾写下八个字：“静心养病，天塌不管。”这句话有些夸张，却很能说明在中央眼里，他的功劳和位置。

到了1955年，全军实行军衔制。徐海东得知自己被授予大将军衔，而且位列前茅，心里反倒不安起来。他觉得，这些年战事都没赶上，很多老战友还在前线出生入死，自己长期养病，授大将军衔是不是“太高了些”。

周恩来特地到大连看望他，亲自向他说明军衔评定的考虑。周恩来对他说：“授你大将军衔，不高，不低，恰到好处。”这句话听上去平稳，其实分量极重。所谓“恰到好处”，既包含了对他早年战功的整体评价，也包括对他政治态度、品格操守的综合考量。

回头看他的一生，有几个关键节点特别突出：在鄂豫皖时期以少敌多，坚持斗争；在北上过程中创建鄂豫陕根据地，成为长征先锋；在会师陕北时毫不犹豫支援中央，消除“山头”疑虑；在党内复杂斗争时期，坚持正直，不迎合错误路线。

这些东西，未必能像某一场大决战那样容易被后人记住，却是一个国家、一支军队能够从弱到强、从分散到统一不可缺少的支撑。把这笔账算到1955年，再来看“大将”二字，就不难理解为何许多老红军、老干部，对他的军衔评定没有异议。

有人喜欢用“徐老虎”来形容他，说他凶悍、出其不意、飘忽难测。日本记者波多野乾一在《延安水浒传》里，把他比作“拼命三郎石秀”；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在《西行漫记》中也写过：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，很少有人像徐海东这样名声远扬，又如此神秘。但在那些参加过长征、在鄂豫皖、陕北跑过一圈的人眼里，他身上还有另一层特点：坦率、仗义、敢担责。

这恰恰是评定军衔时，那些看不见、却始终被放在心里的标准之一。大将不仅仅是“打了多少仗、打赢了多少仗”的简单叠加，更是考量一个人在关键阶段，对全局格局产生过多大影响，是否在最难的时候扛过关键一段。

错过解放战争和朝鲜战场，是时代和身体状况共同造成的结果。但在那之前，他已经把自己能承担的一部分，提前“交了作业”配资股票交易，而且交得并不轻。把时间线从1920年代拉到1950年代，把鄂豫皖山间的硝烟、庾家河夜战的枪声、陕北会师时那封信，连成一条线，就能看出，1955年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，并非“照顾”，而是对一段早期历史的严肃确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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